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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ai: China's Crossroads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彷徨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回看清末十年新政，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仿效日本实行中央集权，然而新政变法翻出来的都是中国人自己的老问题。时逢一个亟须权威的乱世，朝廷手里四分五裂的君权已不再能提供权威。此时，以各自的宗旨和各自的方式对抗朝廷的社会群体也在此起彼落而既聚且散之中。但即使是像宋教仁这样的具有宪政意识的政治家，也会遭遇“知和行”之间的困境。

辛亥之后，中国人既面对着共和的声光，又面对着共和的陌生。而后是身在两者之间，造共和和行共和的过程便不能不一路曲折坎坷，颠沛于千回百转之中……

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百年嬗蜕》、《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强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知名历史学家，尤其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在辛亥百年之际，他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在岳麓书院明伦堂做了题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的演讲。此后，就这一主题他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杨国强认为，自辛亥年秋至壬子年春，前后不过几个月工夫，由一场突发的武装起义催化出一个省接着一个省的独立，使得五十年以前（即19世纪中叶）仍然深信夷夏之辩为理所当然的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效西法造共和的中国。但如果由事变而及历史过程，则描述这场革命，便不得不追溯晚清最后的十年，并不得不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讲起。

士大夫群体分裂是中国社会动荡的开始

东方早报：戊戌变法引入了西方的民权和议院等观念，这些西方思想到了中国是如何被接受的？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翻译西方思想的？

杨国强：戊戌变法讲“独治”、“民治”和“君民共治”的不同，而以后者为理想之所在和宗旨之所在。这个过程第一次把出自西方社会的民权、立宪、议院政治一类观念引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政治现实之中，为后来的历史另开一种路向。然而西方人立议会制度，源头与归宿都在于限制政府和规范政府，其本义应是民主；那时的中国人之所以归心于议会制度，则意在“化君民之隔而通上下之情”，其本义是助成政府以力图富强。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别，非常明显地说明了产生于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东西与移接过来的东西其实并不一样。

东方早报：戊戌变法的进程和结局，对中国的士大夫群体分化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影响？

杨国强：由于志在“君民共治”，因此戊戌年间倡维新的人物重政制，其意中的变法便是变制。但是他们面对的制度经历了古今两千年和清代两百年之后，已经同人心、利益、习俗与意识形态连在一起了。所以百日新政期间变法化为接二连三的诏书，最终却因为改革制度而牵动人心、牵动利益、牵动习俗、牵动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了朝野之间的新旧之争、庙堂中的满汉之争，以及宫廷里西太后和光绪的母子之争，并引动杀机，演变为断头流血。而后是士大夫群体在新旧之争中急剧地分裂。就近代历史而言，这种士大夫的分裂正是新陈代谢所造成的深刻变迁之一。 　

两千年中国朝代之间盛衰起灭，但中国人既有的社会结构则能够大体上维持不变。在朝代来往之间，与社会结构相依存的正是一个稳定的士大夫群体，古人说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指的正是这一层意思。所以明代万历一朝“不郊不庙不朝三十年”，清代同治一朝孤儿寡母看守君权，而天下依然循行于旧轨之中，其间的支撑都来自整个士大夫群体。虽说群体的士大夫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但就精神世界而言，君子和小人都共处于同一种观念和理路之中，从而共处于延续了千年的整体性之中。

但维新变法引入的观念都在这种整体性之外。当它们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之后，这些人便与其他人分了开来。而戊戌年间的思想传播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动员和召聚，原本以个体为存在方式的士人在呼应中汇集，又在汇集中改变了自己。所以，当变法最终被扑杀之日，他们便成了前途失路的人。而后是被维新呼唤出来的期望因重挫而转化为愤怒和亢激，并沿着历史旧迹一路寻根究底，由眼前的痛楚追溯二百五十年之前的痛楚，促成了其间之强毅者由变制走向了反满。而当士人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安定的一方之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长期动荡便开始了。

新旧消长，中西消长，理势消长

东方早报：晚清教案此起彼伏，潮涨潮落，为何独独义和团运动在华北翻天覆地而无法收拾？

杨国强：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与戊戌变法相差不过几年，但戊戌变法是士大夫对逼来的外患做出的回应，义和团是下层民众对逼来的外患做出回应，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变革为回应，后者以排拒为回应。由于下层民众以群起一哄为来路，其义愤中内含的历史理由和其因蒙昧而缺乏理性都是非常明显的。就这两方面而言，义和团与此前绵延不绝的教案其实都相去不远。但就朝局而言，则庚子年已是今时不同往昔。戊戌年间开新的一方曾借助于皇帝的诏书而达到了高高的巅峰，又因西太后的反手一掌而被打落下来，一时俱溃。之后，是三十年新旧论争的各是其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庙堂里守旧一方的独尊独大。与之相关联的，则是西太后因为恶康梁而恶光绪，西人却因为佑变法而佑光绪，遂使西太后不能不因恶康梁恶光绪而恶西人。由此舛错相结，使帝王的家事与国事相缠绕，又使新旧之争与中西颉颃相缠绕。于是以激烈排外表达愤怒的义和团虽起于下层社会，而居朝局之重心的守旧一方很容易与之发生感应，恶西人的太后也很容易与之发生感应。而后是义和团席卷华北而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声势。但义愤与蒙昧相因依，则声势浩大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力量。因此，当八国联军用快枪火炮一路屠戮一路西进之际，蒙昧便成了一触即破的东西。于是，曾经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的拳民，又在短时间内向四面八方散去。

东方早报：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政局和社会思潮等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影响？

杨国强：当八国联军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之后，便着力“惩办祸首”。随之是守旧一方的要人都被圈入范围之内，又在督视之下一个一个地被赐死、囚禁、流放、革职。他们消失后，是守旧一派在庙堂中的全盘崩溃。作为对比，则是因东南互保而“功在社稷”的南方督抚及其周围的群体应时而起，成了主导的一方。论其渊源，这些人大半都在开新和取新的一面。于是在戊戌变法失败致朝局一变之后，庚子与辛丑之交朝局又一变。前者造成的是守旧的一边倒，后者造成的是开新的一边倒。与朝局中的这种新旧消长同时发生的，则是曾经激烈排外的北京城变为联军占领下的北京城之日，社会心理的急变和剧变。在时人的记述里，既有朝官牛酒犒劳八国联军的场面，也有京城住户挂顺民旗的场面，还有昔日的义和团大师兄此日为联军作向导的场面。在这些场面里，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民族心理防线的崩溃，以及人心中的中西之间此消彼长。

为朝局中的新旧消长和人心中的中西消长提供了学理和公理的，则是庚子与辛丑之后磅礴传播的天演进化之说。在19世纪的六十年里，中国人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民族战争，但战争流血议和流泪，每一次战败之后，中国人犹自身处穷境而苦苦撑持于以理抗势之中。理与势相抗，本义是善恶是非与强弱利害相抗。然则，弱势的中国人不甘心雌伏，全在于弱势的中国人据有理和相信理。但天演进化之说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统括公理之词，讲的都是强弱利害，而后是强弱利害淹没了善恶是非。因此，在六十年中西颉颃之后，接受了天演进化之说的中国人已无可依傍，并因之不得不向发源于欧西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认归。中国人从天演进化之说里获得了进步主义、历史目的论、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以及青年崇拜意识，然而以儒学为核心的那种原本坚守善恶之分的文化则在天演进化的冲击下开始碎裂。

这种发生于20世纪初年的朝局变、人心变和学理变，为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时势。

清末十年新政：效仿西法，造成社会分解

东方早报：清末十年新政是如何被推动的？又带来了哪些政治和社会后果？

杨国强：庚子事变由排外开始，以《辛丑条约》了结，留给中国的是一个残破之局。身当残破之局而朝局变、人心变、学理变，遂使“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而后是收拾残破之局，遂不得不变法。当日南方督抚远看华北动荡起伏于烟尘滚滚之中，在守旧一方全盘崩溃之后，以江楚会奏为名目接连作三折，包融了数十年来洋务变法和维新变法的种种主张。后来被称作十年新政的历史过程，正是以这种疆吏调教朝廷为起点的。迨日俄战争之后，国人以立宪和专制为日俄之间的胜负说因果，又促成了1906年朝廷下诏预备立宪。其除旧布新的视野和腕力，显然已远过于戊戌年间的百日维新。江楚会奏三折和诏书预备立宪都是以除旧布新为收拾残局，因此，六十年中西交冲和节节变迁之后，作为一场改革的清末新政在十年里牵汇万端，所曾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西人述中国史，称之为晚清七十年里最有活力的时代。然而除旧布新又是一种搅动和震动，变法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又成为搅动的深度和广度。这个过程改变了官制，改变了地方社会，改变了朝廷与疆吏的关系，改变了读书人与君权的关系，改变了绅士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改变了财政，改变了兵制，改变了人的命运，改变了人的观念，改变了人的归属。

每一种变动的背后，都系连着群类的得失和个体的得失，从而每一种变动都在不断地产生紧张，产生分歧，产生对立，产生冲突。因此，对于身历其间的一代人来说，变法的过程实际上已非常具体地成了利害的分解和重组，以及人群的分解和重组。而当旧日秩序中各安其分的各色人等在变法的动荡中结为一个一个利益群体之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和清代以来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结构便已脱榫。随后群体之间的彼此踢打，则使已经脱榫的社会结构很容易解体。武昌起义之能够引发土崩瓦解，其深度的原因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壬子之交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倒塌，而且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倒塌。

东方早报：能否具体谈一谈新政是如何造成了社会的分解？

杨国强：十年新政仿效西法，尤其仿效日本，然而新政变法翻出来的都是中国人自己的老问题。而后新法引入老问题，常常派生出更多的问题。其间尤能引人注目的，是促成了变法的督抚又为变法所困。清代本以君权独亢为成规，但在太平天国引发的多年内战里，朝廷为兵事所扼，调度天下已处处捉襟见肘，随后形成的地方各自为战，同时又使国家权力中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地方去了。此后的几十年里，这种下移的国家权力已经同地方的利益和地方的治理编连为一体。而自朝廷看去，则内轻外重，终究是难以久忍的心头之患，因此筹备立宪之日，便以效法日本实行中央集权为理由，向地方收回权力。收回权力便是收回利益，同时，地方的治理不得不章法大变。因此总督巡抚纷纷然起而抗争，并在这种抗争中与朝廷渐行渐远。至辛亥前一年民间的国会请愿运动化为滔滔大波，已使朝廷束手无策，而南北疆吏则以各自电奏和“联电”合奏的方式公开声援国会请愿运动。疆吏以此为难朝廷，正反照了疆吏同朝廷的疏离程度。以清代两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作比较，不能不算触目惊心。

当疆吏疏离朝廷的时候，原本分散的绅士也在聚合中汇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清初的绅士曾被着力压抑，之后又因筹饷练兵为地方官所借重，而在内战中被扶植起来，并得以自我伸张。时至预备立宪，积数十年伸张之后的绅权遂自为一体，借“地方自治”为学理和声势，在咨议局里同督抚相抗，在资政院里同朝廷相抗。然后是原本附着于地方社会，并因之而以分散为常态的绅界权力便成了一种集中的东西和咄咄进取的东西。对于一种既定的社会秩序而言，这种逸出了秩序的抗争和进取无疑都是冲击和摧折。

而由上层往下看，同一个时间里多见的是此起彼落于四面八方的民变。新政变法，许多东西都在改变民间的生活轨道和生活状态。而其中最难顺受，从而最直接地促成了下层社会群起抵拒的则是官家的敛聚。清代本以轻赋立国为祖宗家法，比之前代，民间的负担不能算重。但在《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巨量赔款之后，新政的更张，又每走一步都须用银子铺路。由此汇合而成的大笔支出和不断的支出，最终都不能不化为征之于穷民的捐税。一则记载曾列举地方各立捐税的种种名目，累积而计之已达六十多种之多。而后是苛敛不能不促成穷民抗官的屡仆屡起和绵绵不绝。时论谓之“道失民散”。

敛聚导致民散，与之相比较而言，因废止科举而导致的士散恐怕是一种更深刻的变化。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仕路中的命官；为乡里提供了维系地方社会的搢绅；为边地提供了联结中原的文化；为儒学提供了传承的依托。因此，新政废科举，其直接的后果是截断了读书人与君权之间用名器相绾接的联系，使官僚制度丧失了以知识为标准择取官僚的来源，士人遂一变而为断梗飘萍。其长远的后果则是作为群体的士大夫泯灭而不可再生。后来的学堂也产出知识人，但就本义而言，他们已不再是士大夫了。与之相类同的，是废科举之后还有改官制。由此形成的新衙门与旧衙门之间的此盛彼衰，往往演为新人物与旧人物之间的一方淘汰另一方。以除旧布新为尺度，这种新旧之间的淘汰自是优胜劣败，然而局中人用德性作尺度，所看到的则大半是逆淘汰。因此武昌起义之后天下土崩瓦解，而职官中以身殉朝廷的人很少。其原因之一便是纲纪和臣节都在十年新政中被淘汰掉了。显然，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间的种种结果都不在朝廷的预想之内。而由果探因，十年新政成为一个最富活力的时代和一个社会分解的时代，无疑都同新政开始之日朝局中的新旧消长，人心中的中西消长和天演进化之说下的理势消长息息相关。由此造成的“无一人敢自命守旧”，同时又在使开新一方的漫无边际流为没有归宿。

东方早报：既然十年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那么主持变革的朝廷是如何面对这种社会分解的？

杨国强：十年之间，新政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同时十年之间朝廷一方也在大变。辛丑年李鸿章死，次年刘坤一死，相隔六年光绪帝、西太后相继死，又过一年张之洞死。曾经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历经内忧外患而维系了中国政局的那一代君主和重臣，在几年之内一个一个地谢世，他们身后留下的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空缺和权威的空缺。如果加上光宣之交被逐出了朝廷的袁世凯，则此日之庙堂已几乎是一个空荡荡的地方了。西太后临死之际指定三岁的溥仪继位做皇帝，同时指定溥仪的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代管君权，于是二十多岁的载沣便成了选来填补空缺的人。生长于王府的载沣是一个性属忠厚温顺一路的人，又是一个不识人间情事而与此日之多难时势隔得很远的人。因此一旦以摄政王监国，其手中太大的权力便成了握不住的权力。随后是忠厚温顺全都变成庸懦和暗昧。当时人曾描述载沣身在权力中心而应对八方常常手足无措的畏葸：“监国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案，一切不敢自专。”而“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载涛忿甚，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以至“监国避居三舍，兼旬不敢还家，其狼狈如此。”隆裕是宫中的太后，而老福晋和福晋，一个居母亲之尊，一个居妻子之近，前者是西太后的妹妹，后者是荣禄的女儿，就个性而言都比载沣要强悍得多。同样比他强悍的，还有与他近在咫尺而伸手要兵权的载涛和载洵，他们是载沣的兄弟，并且是皇帝的叔父，其势位去摄政王仅仅一阶而已。而同他们能够比肩而立的，又有管警政的肃亲王、管财政的载泽，以及在资政院里“阴结议员”的溥伦。而后是摄政王监国之日“亲贵尽出专政”。时人曾列举而总计之，统括为七党。然则这种各立一局的亲贵专政一旦形成，原本一统的君权便不能不陷于四分五裂之中而全失控驭力。其结果是清代二百年乾纲独断和五十年女主君临天下之后，时逢一个亟须权威的乱世，朝廷手里四分五裂的君权已不再能提供权威。

共和：知与行的困境

东方早报：您刚才谈了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那么辛亥革命后民初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又该如何来看待？

杨国强：当君权在分解中丧失权威的时候，以各自的宗旨和各自的方式对抗朝廷的社会群体也在此起彼落而既聚且散之中。革命一派和立宪一派虽然可以在地方社会的兴风作浪中走得很近，但两者之间以文字龂龂相争于报章，则明示其彼此之间的不能同调。以源头而论，他们都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士人群体的分裂有着一种历史勾连，但士人群体一旦分裂，则又会不断地分裂。与立宪之有限度地反朝廷相比，革命志在全盘反朝廷。然而全盘反朝廷的革命一派里，一群与另一群也多在不相统属的各是其是之中。兴中会多华侨、商人、基督徒，其来路大半在边沿和海外，就文化而论，已属别具一格。华兴会大半出自两湖的学堂，以思想和精神而言，与戊戌年间维新的失路和庚子年间自立军的挫败都有历史渊源。光复会起于长江下游，其间主事的人物往往更多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虽说三者汇流于同盟会，但这种在群情激昂和大而化之中形成合作并不足以抹平三者之间的参差不齐。之后，是共奉反满为宗旨的众多志士又多半各不相谋，前仆后继于人自为群和群自为战的慷慨一击之中。这个过程用暴力展现的革命声势，是与革命本身的分散和无序相表里的。于是革命声势的一路铺展，同时又会是派生的团体和仿立的团体越来越多。团体之间不断呼应，但呼应并不能构成有组织的统摄和归属。因此武昌起义之后，被称作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是在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的独立中实现的。独立以一种断截的方式脱离了朝廷，但就一统的中国而言，这种纷纷独立则无异于一种纹裂。而且省独立，同一个省份里的府和县也独立。显然，纹裂一经出现，便会在延伸中加深。若以上海光复之日，同属党人的两个群体各拥兵戈而不肯两立的事实作衬映，显然是这种纹裂一经产生，便成了革命大义也填不平的东西了。而辛亥壬子之际，这一类事多见于南北中国，则又说明了一场缺乏统摄和归属的革命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的这种千古嬗蜕，已使革命之后重建国体与重建统一不能不连为一体。

武昌起义之后，严复从北京南下汉口，“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并与 “诸革党”二三十人会面深谈。据其当日归纳，党人的主张是：一，君主立宪，“固亦可商，唯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二，若以民主共和立国，“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显见得彼时多数党人全副精神之所注是袁世凯这个人，而国体则犹可游移并犹在游移之中。但当来自各省的代表由武昌迁到南京之后，这种曾经有过的两头游移便变成了以共和为唯一归宿。然则以各省代表曾经有过的游移作反照，来对比各省代表拟定的共和，可以看到的正是时势催逼下的一种仓促。而与这种仓促相表里的，则是为中国拟定了共和的这群先行者和先觉者，其本身的思想视野和知识结构大半都还没有足够的准备，以熟识共和和真知共和。因此民国初年宋教仁以政坛健者为天下注目，而私下里则坦白承认，他用来“以时考览，借明宪政梗概”的东西，主要是章士钊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剪辑，就学理而言，显然不能算是非常充足。在彼时的党人中，他是最富宪政意识的政治家，由此比类，则等而下之者应当还会更多。这种矛盾写照了民国初年政治中知和行之间的困境，与之相对称的，是中国人既面对着共和的声光，又面对着共和的陌生。而后是身在两者之间，造共和和行共和的过程便不能不一路曲折坎坷，颠沛于千回百转之中。

东方早报：如何看待袁世凯在民初政局中的影响和作用？

杨国强：今日论史，已久归袁世凯于窃国之奸雄一类。然而民国初年的时论犹以为辛亥之秋“若非项城袁氏主持于上，冯、段二氏主持于下，则清室退位之诏，不能遽下，而汉阳之役，民军已溃败四窜，各省且相率而解体矣，胜负未可即定，雌雄差难遽决”。故“共和之成，袁与段、冯，功不在黎、孙、黄之下也 ”。以此而论，黎、孙、黄缔造了共和，袁、段、冯也缔造了共和。若细说其间的情节，则时当“天下匈匈”之日，袁世凯周围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过劝进之议，即使是后来反对洪宪帝制的张一麐，此日也主张袁世凯做皇帝，以期“民有所归”。而袁世凯不受劝进，虽未必出于全心信仰共和，但其处鼎革之际犹能以共和分顺逆则是可见的。

然而国体代谢之日，袁世凯又是带着他在晚清获得和拥有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急步走入民国的。用张謇的话来说，便是“揽天下重兵”而“肩天下重任”。前者说的是军队，后者说的是权力。就两者合于一身而言，斯时无出袁世凯之右者。在旧日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之日，这种与“重兵”相因依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可以重建秩序，因此外国人倚重袁世凯，企盼干戈止息咸与维新的中国人也倚重袁世凯，章太炎谓之“国家多难，强敌乘之，非一时之雄骏，弗能安尔”。但以共和政治立论，则袁世凯由晚清的强人变为民国的强人，其独有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都是需要制束衔勒的东西和必须制束衔勒的东西。党人尤其以此为自觉意识和群体意识，而后是民国初年的政治，便非常容易地演化为代表约法的国会与代表政府的袁世凯之间的对抗。目睹过对抗的那代人后来说：“当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时，南部诸省均在民党掌握。”而“国会开会，其中议员半属民党分子，遂依仗南方诸督势力，频向袁氏挑拨恶感。”显见得在这种以国会对付袁世凯的争斗里，党人自始便是主动的一方和进取的一方。虽说他们始终标张约法，但代议政治而以一人为对手并以一人为转移，则其立意便已不能全合宪政的本义。而时当袁世凯以总统职分作国家元首之日，袁世凯之一身其实已经与统一和分治，中央和地方，国权和民权，有序和无序深相关联而难以切割。因此党人“频向袁氏挑拨恶感”，在外观上已不能不成为党人逆反统一、逆反中央、逆反国权、逆反秩序，以彼时中国的情状而论，最终是逆反了多数人的情理，所以当日章太炎比议员为“民贼”。因此，当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冲突因宋案而激化，走向“以武力济法律之穷”以后，“揽天下重兵”的袁世凯遂放出虎狼之师以辣手重造乾坤，在极短的时间里既荡平了“南方诸督”，又摧折国会而压平了议员的喧哗。若以无国会则无宪政作衡量，这个过程显然是既重挫了党人，也重挫了共和。然而世人惯见“挑拨恶感”而厌之已久，多漠漠然视之。梁启超事后评论，且以“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为“不得已”。

袁世凯用武力敉平了政争，世人之一时向背又包容了袁世凯用武力敉平政争。随后是民初政治的走向由此大变，一种原本苦于制束衔勒的权力在打破约束之后变成了无可匹敌的东西。而以旧日的强人握无可匹敌的权力，则应属民国的公共权力便很容易沿其熟识已久的历史惯性而私人化。因此，曾被梁启超当作“不得已”的“共和国体之下暂行专制”一旦开始，就一定会节节伸展而没有止境，演为康有为眼中的“政权专制，过于帝制”。袁世凯用这种办法为企盼社会秩序的世人建立了一种社会秩序，但这个过程既改变了民国，也改变了曾经以共和分顺逆的袁世凯。章太炎说“袁氏晚节，匿深宫，设周卫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蒙蔽为奸，神怪之说始兴”。此后的洪宪帝制兴和洪宪帝制灭都是由这个过程派生出来的因果。在二千年维系天下的君权倒塌之后，中国人需要的是再建一种人心所归的信仰和愿想，梁启超称之为“公共信条”。袁世凯不能提供这种公共信条，所以他所建立的秩序又在他的手里霎时崩溃。党人也不能提供这种公共信条，所以“开国十余年来，赞帝制，背民国，参贿选，及诸背义卖友之事，革命党之不肖者皆优为之”。世无信条则世无守则，于是，在袁世凯的身后，原本犹为强者管束而囿于一统之中的军人便兕虎出柙，以其咆哮跳踉为中国带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分裂的时代和军阀割据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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